立冬刚过，内地气温陡降，低温加上北风狂刮，却已抵挡不住中国火爆成长的手机消费浪潮。
走进卖场，放眼望去，尽是上千个手机专柜，玻璃柜里堆叠了八、九层各式各样的手机。店家前面卖手机，店后却是十多个农村青年挤在一个小房间里，拿着銲枪与三用电表，帮客人维修手机，銲锡和汗臭味融合为一股特殊的味道。
卖场中，各省方言在卖场里流窜，挤满了东北与东南亚、俄罗斯、中东的手机批发商，背负麻布袋，收购大批最新的手机。
中国慢慢的变成了全球最大的手机市场。根据中国工业与信息化部的统计，截至今年九月底，内地行动电话用户冲破六．二亿人口；光是每个月就新增八五二万的使用人口，相当于每月新增一个中华电信行动电话的总用户数，成长速度相当惊人。
最近一年，强调超低价、创新、酷炫、敢用最新科技的各种自创品牌或无品牌的白牌“山寨手机”，就像是电影《投名状》里骁勇善战的土匪，群出山寨，创造了今年两亿五千万支的内地国产手机产量历史新高。
拓墣产业研究所所长陈清文推估，去年内地山寨机大约创造出六百亿元人民币（约新台币三千亿元）的产值，商机诱人，今年更将突破五千亿元的产值。
“中国农村的时尚青年，终于可以拥有便宜、很酷的山寨机，”明基电通设计总监王千睿形容，抓住市场最底层的用户需求，由乡村攻向城市，更是山寨机迅速红火的主因。
山寨机的基本精神就是“变”，穷则变，变则通，靠着创意满足许多分众市场的不同需求，打遍大江南北。所有的内地国产手机，都被内地传媒称为广义的山寨机。
像是有七个大喇叭的农民轰天雷手机，满足了农民怕手机弄脏，把手机放在田埂，却又担心听到不手机铃声的特殊需求；声音超大的轰天雷手机，又被学生们当作随身听，直接把音乐用大喇叭放出来。
另一款山寨机则配备四颗高亮度的ＬＥＤ灯，在缺乏路灯的内地农村造成抢购，被买来兼做手电筒。
在中国畅销的老人山寨机，更是一绝。手机厂商特地为老人开发出“声音大、按键大、字体大与待机半个月”的老人机，并且针对老人的生活习惯，不用挂耳机，就可以当收音机用，直接放出广播电台的节目。每天清晨，都可以看到许多老人端着手机在公园里听音乐。
还有一家手机厂推出“小秘手机”，在手机内建立起三组操作界面，只要按下密码，立刻把所有通讯录、简讯与通联纪录换成另外一组，防止家人与朋友偷窥。
制造手机最关键的技术，在于手机芯片。支撑起五千亿元台币产值的内地国产手机产业，背后的主要推手，就是台湾的联发科。
站在熙来攘往的江西省南昌市八一广场，打开手机的蓝芽功能，意外地发现，所搜寻到的蓝芽讯号全都是“ＭＴＫ”（联发科公司名称英文缩写）。手机卖场里，店家不断热络地推销内地国产手机，也不断强调“手机采用联发科平台。”
在内地手机市场，ＭＴＫ这三个字拥有威力，深植在消费者内心，几乎是诺基亚三星之外的手机平台首选。
九○年代，全球半导体巨擘英特尔创造了电脑业的“Intelinside”传奇。二○○八年，联发科在中国手机市场，正在缔造“MTKinside”的台湾奇迹。
目前，中国正上演一齣土洋手机的大决战，国产手机逐渐侵蚀国际大厂的市占率。今年第三季，就连全球龙头诺基亚在中国也呈现衰退。但天语、联想等正规本土品牌手机，却以一○～三○％高速成长，他们全部都是使用联发科的芯片组。
独占中国九成本土手机芯片市场的联发科，营收也跟着水涨船高。去年，联发科全球一共出货一亿六千万组手机芯片，营收六成来自于手机芯片，其中九五％都是中国客户的订单。今年平均月出货量，更冲到近二○○万组手机芯片的新高，也就是说，年产可达二亿四千万组。
“联发科的中国手机客户高达数百家，光是品牌客户就超过五十家，”一位联发科北京高阶主管表示。
联发科用不到小指甲大小的手机芯片组，正在掀起一场手机产业破坏式创新革命，改写全球每年产量十二亿支手机市场的游戏规则。“台湾很难有公司有机会去破坏全球手机产业链，联发科真的做到了，”一位ＩＣ设计公司董事长直言。
关键在于，联发科提供价格便宜、容易上手开发的SOC系统单芯片，把复杂的手机作业软体技术，都整合到一颗芯片上，并且提供菜单式的数百种功能选择，让手机厂商轻松选配。
联发科把手机生产的门槛降到最低，就连制造ＤＶＤ录放影机、MP3的厂商，都可以跳下去生产手机。
拆解两亿五千万支内地手机，手机内部最重要的零组件，几乎都是台湾厂商所供应。
台商其实拱起了内地手机的半边天，是少为人知的Taiwaninside。从凌巨的中小尺寸面板、柏承的印刷电路板、宏齐的ＬＥＤ、威盛、义隆的芯片、普立尔与华晶的镜头模组及大联大的电子零组件通路服务，最后再加上富士康的手机组装，建构起全球规模最大的内地手机产业。
位在深圳南山区的工业区里，亚洲最大的电子通路商大联大集团，建立起三百多位的手机业务与服务团队，每天勤跑全中国的本土手机厂，“光是每月有交易的手机厂就高达四百多家，”大联大副总兼发言人袁兴文指出。
大联大不只卖IC给客户，更提供了完整的解决方案，“介绍组装厂给内地客户下单，帮忙解决从设计到量产的瓶颈，”袁兴调。
距离大联大深圳分公司不远的旭茂光电，母公司就是台湾中小尺寸液晶面板厂凌巨科技。最近几年，凌巨专攻内地手机的萤幕面板，超过三成以上的营收都来自内地，去年更并购了华映的一座面板厂，因应激增的内地手机面板需求。
“这是第一次将台湾科技inside，结合上内地市场与制造的优势，创造新兴市场的『优质平价』风潮，”拓墣产业研究所所长陈清调。
虽然内地媒体称联发科董事长蔡明介是“山寨机教父”，“用山寨机来形容内地手机产业，太简化了，也太lowvalue，”戴着方方大大眼镜的蔡明介收起惯有的笑容，花了半小时严肃解释，内地的手机厂商其实有很强的工业及机械设计、通路与库存管理，及快速上市与扩大规模的能力。
蔡明介的抱怨其来有自，很少人深刻看到联发科如何在三年内，改变了全球手机产业的生态。
长期以来，手机的设计制造都是由诺基亚等手机厂商一条龙式地从头做到尾，所有产品规格都被大厂绑死；最核心的手机作业系统与芯片设计，全都掌握在少数的国际大厂手中，台商难越雷池一步。
台湾与内地手机厂商都跟随国际大厂的规格，只能用高通德仪英飞凌的手机系统平台，“沦为大厂的代工厂，产品开发耗时费力，却无法掌握关键技术，”一位外商中国区董事长指出。
联发科十年磨一剑，从二○○○年在众人不看好的状况下，开始投入手机芯片的研发，发动了破坏式创新，彻底填平了手机制造商与手机芯片厂的鸿沟。
“联发科打败老大哥德州仪器，逼迫其退出中低阶手机芯片市场，逼诺基亚都要加速研发满足中国市场需求的手机，”《计算机世界》副主编杨霞清指出。
台湾半导体界三十年来，“只有台积电张忠谋（晶圆代工）与联发科蔡明介开创了破坏式创新，”一位前外商中国区总裁指出。
创新大师克里斯汀生在《创新者的成长指南》中指出，许多创新者都在寻求大举超越现有的解决方案，但真正的破坏式创新者诉诸的取胜之道是玩“不同”的创新赛局，从客户最重视的层面，来提供性能较低但够好的产品。
内地手机厂商拿到的联发科芯片平台已经是半成品，只要稍微加工，就可以推出新手机。
“我们把做手机，从hightech，变成tech，”蔡明介指出，联发科不只是在技术的竞争，而深入到技术服务的竞争。
一款新手机从研发、电路与机构设计、开模到量产，至少要花九个月到一年的时间。
手机设计最大的技术门槛在于各项零组件的软体整合。萤幕、键盘、ＭＰ３、照相机都各自有其软体驱动程式，厂商要投注数百人的大量研发资源去开发产品。
但在联发科手机系统芯片平台的协助下，早就将数位相机、动态录影、ＭＰ３、收音机、ＰＤＡ、电子书等数十项复杂的技术功能，都内建在芯片内，并且建立起一百多项模组给客户使用。
内地手机开发厂商都围绕联发科的芯片平台，开发各项功能。“厂商就像是到餐厅点菜一样，在手机功能『菜单』上，勾选新手机需要的功能，联发科的业务员马上报价，几天后就拿到量身订做的芯片组与软体，”北京金艾尔科技首席执行官徐幸暄指出，手机厂只要花一到三个月，就可以开发出手机，大幅缩短了上市的时间。
“你要什么功能，联发科全部给你，”北京创毅视讯技术长王西强观察，手机厂只要拿个几百万元人民币，就可以生产手机。
手机的生产利润不到五％，联发科看准这一点，帮助内地手机厂商强化软体整合能力，让手机厂集中资源开发手机的新应用功能，而非花时间在研发手机的软硬体。手机厂商运用联发科的芯片，大幅缩短了产品设计流程。在深圳与北京有数以百计的中小型手机设计公司，只要两三万台的订单，最快四十五天，即可交货。
联发科创造了一种全新的turn-key营运模式，“联发科转型为客户服务导向的软体公司，不只卖芯片，更卖服务，”北京凌鸿智业教育科技总经理吴宗錡指出。
联发科手机芯片，直接挑战的是高通、德州仪器等国际大厂。专注把一件事情做到最好，是联发科后发而先至的关键。
“外商做什么事情都先谈分工，联发科只谈如何把事情做到好，”一位与蔡明介熟稔的外商董事长分析。
回顾联发科的十一年发展历程，可以发现蔡明介都是在市场正准备迈入高速成长期之际，迅速切入市场，成为霸主。
二○○六年，联发科并购北京博动科技，一位博动科技的老员工透露，博动研发人员过去每周只要交出一个手机软体测试版本；但联发科入主之后，赫然发现联发科的工程师设计出一套检测软体，每周的手机软体检测版本冲到一百多件。“高度的效率与纪律，让人印象深刻，”他表示。
大部分人都知道联发科大量聘僱台清交的高材生，却很少人知道联发科在招募人才时候，不只看成绩单，更评估面试者的人格特质，适不适合打团体战。
联发科选择未来的产品时，“不断repeat过去的核心竞争力，”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吕廷杰剖析。
联发科建立起完整的系统整合工程能力。“对于我们来讲，已经不是第一天做这样的事情了，”蔡明介强调，联发科从十一年前进军光碟机芯片开始，不只专注研发芯片，更要调整光碟机的光学读取头与芯片组的细微调校，累积了深厚的系统整合经验。
联发科面对内地客户，提供totalsolution，有一本手机生产指南，堪称手机产业的一绝，内容详细记载的了各种零组件的供应链，把萤幕、电路板、机构件、模具、键盘，电池等两、三百项手机零组件，分门别类整理好，并且注明有哪些供应商可以供货，最后一页则是ＢＯＭ（材料成本）表，让客户直接勾选各项手机的规格与功能。
联发科带领这一群内地散兵游勇，汇集力量成为大军团，直接挑战诺基亚等国际大厂的正规军。
联发科不只卖手机芯片，而是造就了数千家手机制造厂蓬勃发展，把断裂的手机产业链串连起来。
深圳郊区，隐藏着数以千计的手机小作坊。三十八岁的王佐仁，最近一年他看到山寨机红火，跟几位朋友募资五百多万元人民币，在深圳宝安工业区的一隅生产手机。低矮的两层楼厂房里，一楼设置了两条生产线，一百多位女工正埋首组装手机，二楼的办公室不断传出印表机列印报表的尖锐声响。
由于内地手机产业垂直分工细腻，像王佐仁这样小工厂，根本不用添购昂贵的机台，只要一通电话，就会有模具、ＳＭＴ（表面粘着技术）与印刷电路板厂商上门来提供服务。
深圳迅速成为世界手机之都，台湾厂商提供价美物廉的零组件，再交由内地手机厂组装生产，成就了深圳数十万人的手机产业链。
一般的IC设计厂商并不会花时间去协助客户找出问题，但是联发科却是随时愿意协助客户解决问题，客户服务一步到位。
“联发科还帮客户培训研发工程师，”联发科财务长喻铭铎指出，只要有新型号的芯片推出，立即派出技术支援团队进驻客户的研发部门，协助导入新平台的设计开发。
有一次，深圳手机厂客户自行设计手机电路板，发生了讯号干扰问题，十多位工程师却一直找不出来问题出在哪里。联发科立即派出技术支援团队帮忙查出毛病，不到半天就解决问题，并且提供最新的电路板与天线设计，给客户参考。
如果客户不懂得设计电路板，联发科还会主动伸出援手，告诉客户去哪边找最便宜的模具厂、零组件、印刷电路板厂，甚至连生产线出了问题，良率不佳，都可以透过联发科的技术团队来解决改善。
台湾科技业除了在中国建构起庞大绵密的手机产业链之外，更联手协助内地手机厂进军全球新兴市场，切入国际大厂忽略掉的次级市场。
二○○四年，联发科在印度设立分公司，就开始有计划地引介内地手机客户进入印度市场。
联发科的全球新兴市场业务团队，更在新兴市场当媒人，“顺带”介绍中国手机客户，帮各国电信营运商与内地手机客户牵线。
深圳俨然成为全世界手机ＤＩＹ的基地。任何人都可以抱着一箱的现金，找手机设计公司帮忙开发手机。中南美洲、东南亚、俄国与中东的手机经销商，奔波于不同卖场间批货。
在中国，手机已取代ＭＰ３、收音机、电话、数位相机、电视功能，并且逐步在新兴国家蔓延开来。
“内地中国自主研发的手机对于台湾ＩＴ产业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点，纯制造业已经没有什么机会了，”蔡明介语重心长地说。
台商要搭上这一波内地内需与新兴市场积极扩张影响力的高速列车，再创Taiwaninside奇迹。(天下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