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红船融媒编辑部面对面采访了军工科学家钱志道之女钱匀和女婿马清仁。钱匀，1946年在延安中央医院出生。钱匀和马清仁两人从后代的角度，为我们讲述了父亲、母亲的革命故事以及工作中、生活中的父亲的点点滴滴。
钱匀说：“父亲钱志道是一个延安的老军工。我觉得父亲是一个为自己的理想、为自己的事业奉献了一切的人。他对我们的教育是：作为他的子女，不能给他丢脸。不管是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上，他都谆谆教导我们，要按照党的要求来做。”
钱志道，军工科学家、著名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1935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系，长期从事火炸药和弹药的研究和组织领导工作，被称为“陕甘宁边区基本化学工业奠基人”。
钱匀介绍，父亲钱志道于1910年出生在浙江绍兴，1935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系。大学毕业后，鉴于父亲品学兼优，浙江大学决定让父亲留校担任助教。
不过，当时侵华战争慢慢的开始了，战争不断。父亲的爱国之心，使他想着要通过个人化学方面的特长，来军工报国。父亲先后应聘到南京兵工总署应用化学研究所和太原理化研究所，研究毒气和防毒面具，来抗击日军用化学毒剂惨无人道地屠杀中国同胞。
钱匀说：“做防毒面具不容易，因为所需要的原料要从椰子壳里提炼。但是在北方，哪有椰子，父亲就想方设法做实验，从核桃里提炼出了能代替的东西。父亲最初就希望用防毒面具来保护老百姓。”
当时，父亲看到政府非常腐败，就愈发萌生了通过个人的技术来救国的想法。加上父亲也接触到一些进步人士，看过斯诺写的《西行漫记》。书中一些关于抗日的言行，让父亲深受鼓舞。
钱匀称，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在进步人士的引导下，毅然决然地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做自荐。“父亲在信中表达了愿意奔赴延安，为抗日事业贡献绵薄之力的愿望”。
不久，毛主席通过秘书李六如回信说：“延安欢迎你，这边需要大批像你这样的人士过来。”就这样，父亲在李六如的帮助下，从太原到石家庄，又到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于1938年5月到了延安，走上了革命道路。
父亲晚年曾回忆，到达延安之后，他亲眼看到边区地瘠民贫、毫无工业基础。父亲形容，那时的情景就是“一切从零开始”。父亲决心，要把自己所学的科学知识应用到边区急待发展的基本化学工业上来。
父亲在这里，结识了陈振夏、王立、郑汉涛、徐驰等一批毕业于北京大学等院校的青年知识分子，特别是30岁出头便闻名上海滩的机械专家沈鸿。据说，沈鸿当年还从上海带来了10台机器和7名工人。
钱匀介绍，其从父亲老同事的回忆录里了解到：父亲在延安主要是做一些化学产品，比如火炸药，子弹填充、子弹复装工作等。当时成立了军工局三厂，父亲任厂长兼工程主任，主要任务是复装子弹。
“当时战事很紧张，朱老总说速度太慢，跟不上。父亲就带领工人想办法提高配比，提高子弹杀伤力，提高产量。父亲老同事的回忆录里写道：从一天能复装三百多发子弹，提升到一天能复装一千多发子弹。”
父亲受命在延安的紫芳沟建立化学厂。战争时期要做火炸药，因为火炸药是一切武器的基础。当时，他们是从零开始、白手起家，一边学习一边研究。
“比如，黄色炸药要用三种配料，一硝二硫三黄。但是，没有原料，就只能组织人到老乡家厕所里的墙皮上去刮硝碱，就是用这样的土方法。”
后来，他们想办法，通过改变工艺流程，把火药的爆炸点提高，把产量、质量也提得更高。就这样，为前线战士们提供了所需的炸药。
这还不够，军工产品要生产，民用产品也要生产。比如，肥皂、火柴等生活用品，他们在紫方沟也一点一点搞了出来。通过不断创造、一直更新，满足了陕甘宁边区的需要。
化工厂需要很多机器，但是，在延安什么都没有怎么办？只能自己设计，自己制造。所以，父亲和沈鸿两个人配合的非常好，父亲负责画图纸，沈鸿来负责加工。就这样，两个人紧密配合，做出了好多机器。
我从父亲的老同事的回忆录里了解到：通过父亲和沈鸿两个人的配合，成功制造出了酒精分馏塔、制造设备、“三酸”（硫酸、硝酸、盐酸）制造设备、蒸汽锅炉、脱脂锅、离心脱水机、切断机、打浆机、碾片机、光石墨辊筒机等化工机械设备。
紫芳沟化学厂的建成和一些火化工产品的相继投产，开创了陕甘宁边区的基本化学工业。
1944年6月，应中央的邀请，由国统区报界及苏、美、英记者组成的中外记者参观团，来到紫芳沟化学厂。观看到火热的生产场景，美国《基督教箴言报》的记者接连惊呼“这里简直就是‘上帝的作坊’！”
“当他们看到那些作坊都觉得不可思议。在他们的思想里，那是只能从实验室里，需要白金坩埚才能提炼出来的。而我们就用土窑的方法，就提炼了出来。所以美国人就说，你们这是上帝的作坊。”
1944年5月和1944年12月，陕甘宁边区先后召开了边区厂长暨职工代表会议和边区群英大会。
钱匀说：“由于父亲出色的工作，在边区群英大会上，父亲与赵占魁、沈鸿、陈振夏一起被授予陕甘宁边区‘特等劳动英雄’称号，还受到了主席等中央首长的亲切接见。”
此外，主席还亲笔题词——“热心创造 为钱志道同志书”。“至今，我们家还保留着陕甘宁边区颁发给父亲的数张奖状。我想，这些奖状也是我党和政府对军工人最早的奖励证书。”
彼时，《解放日报》介绍了父亲的先进事迹，称赞父亲钱志道是“理论与实际结合的模范，在他的坚毅努力与刻苦经营之下，奠定了边区基本化学工业的基础”。
钱匀介绍，1944年5月，主席为沈鸿、钱志道、李强、陈振夏的题词分别是：“无限忠诚”、“热心创造”、“埋头苦干”、“坚持到底”。
钱匀说：“父亲对奖状和题词是很珍惜的，一直都保存着。但是父亲他这个人呢，不张扬，所以大家都不知道有这个事情。”
“还是的时候，抄家，才翻到了毛主席亲自题词的奖状。当时一看，‘哎呦，毛主席的题词，那不得了，那你肯定是一个老革命了’。就这样，他们就从家里边撤出去了。所以父亲就没有受到批判，也没有受到冲击。”
钱匀介绍，父亲去东北是1946年。为何需要从延安到东北呢，是因为全国即将解放，要在东北建立后方军工大基地。当时，是父亲和伍修权等带队，先到东北密山去做调研。
父亲等人到东北以后，陆续把大部队连人带机器、带设备一起运到了东北。因为是军工要保密，所以对外就叫酿造厂。在那很快恢复了生产，造子弹，造轻型的武器等。
钱匀称，解放战争三大战役所用的弹药就是在这里生产的。当时生产的火药、炸药，从配比上都做了一些调整，爆炸力、威力都提高了很多，源源不断的支援了解放战争。包括后来的抗美援朝战争的弹药，也是这里提供的。
计划转战东北的时候，母亲何春秀正怀着我，即将生产。当时，父亲和母亲商量，母亲是跟着走还是先留下来。伍修权建议，母亲身子不便，还是先留下来。母亲也决定要留下来，因为带一个孕妇肯定需要照顾，那样会影响部队。
就这样，父亲先去了东北。母亲大着肚子，父亲走了以后，我才在延安出生。出生以后，我们就踏上了去东北的路。可是没有想到，我在摇篮里待了一年多才到达东北。我们都是摇篮里的孩子，电视剧《啊！摇篮》讲的就是这段惊险的故事。
去东北的路上，母亲受了重伤，1951年就去世了。母亲13岁从河北省安平县家里跑了出来，到白求恩医院做助工，帮助抢救伤员，在那里学到了一些医学知识。母亲从那到了延安，在延安和父亲相识，二人在1944年结婚。
结婚以后，母亲一直是做爸爸的秘书。除了生活上要照顾父亲，母亲还会再做一些文字上的整理工作，而且母亲基本上就算是他们那的小军医，一些外伤什么的都让她给帮助解决。
钱匀介绍，父亲曾经多次到苏联谈判，其中有一次是去谈156项兵工计划，那是比较主要的一次。当时苏联也是很狡猾的，他给咱们的东西都是貌似不错的，可是实际上给的东西都是他们落后了几代的。
后来，父亲就根据图纸以及所掌握的知识，就跟苏联代表说：不行，这不是我们要的最新的产品。几次交涉，来回扯皮三四个月，最后才拿到了当时比较先进的产品回来。
马清仁补充道：因为到苏联谈判以后，看到苏联给咱们的东西都不是非常先进的。所以，她父亲特别强调要自力更生。
钱匀称，在25年的军工生涯中，父亲一直都是非常热爱军工事业的。离开军工系统以后，父亲先到中国科学院工作，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后来，又调到中国科技大学当副校长。
在高校工作期间，父亲十分重视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他倡导要以实践为主，不能光看书本，所以发展了很多实验室，让学生从实践中证实自己学到的知识。另外，父亲很爱惜人才。只要他觉得谁有什么特长，他就会把谁推到前面去，让他独挡一面。
在延安时期，高学历的人很少，上过初中就已经很了不得。父亲发现战士和工人的文化水平比较低，于是就设置了初小班、高小班、初中班，一直到高中班，都由父亲来编写教材，给大家上课。
目的就是让大家提升个人的文化水平，提升个人的工作上的能力，以便于发挥更大的作用。父亲去世以后，他的很多学生都跟我说：你爸爸当时对我们既严厉又慈祥，让我们受益终生。
马清仁表示，这说明父亲的眼光很长远。在延安的时候，就着手培养技术干部。工人们不能光会干活，还组织办夜校，让大家从理论上也提高。
钱匀介绍称，其1946年在延安出生。中专毕业以后，分配到石家庄从事半导体元件的研究工作，在石家庄也结了婚。1979年回北京工作，父亲1989年去世。这十年间，和父亲相处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多。
小的时候一直在上学，加上父亲工作也很忙，所以小的时候和父亲接触比较少。15岁就开始住校，只是周末和父亲在一起。1979年回北京以后，和父亲也并没有住在一起，只是平常父亲生活上有什么需要，我就过去给他们帮忙。
工作中，父亲是十分严厉的。钱匀介绍称，如果在工作上面犯了错误，他是会很严厉的批评人的。批评完了以后，有时候他自己也反思，如果觉得过于严厉了还要再去跟人家道个歉。
马清仁补充说道：工作上他很严厉。比方说你出了差错了，他严厉批评，然后再给你指出来该如何做。但是，假如说吃饭的时候你把他的锅或碗给摔了，他连吭气都不吭气。他在工作上很严厉，在生活上很随意很和蔼。
马清仁介绍，在中国科技大学工作期间，他对老同志特别是老教师特别关心。因为他有专车，所以每次一放学他都要专门捎一两个老教授回家，比方说钱临照教授等。他关心老同志这一点，我特别感动。
他从来不放空车，每次下班都带一两个老同志。可是像我们，他的儿女，却从来就没坐过他的车。
马清仁讲道，他本来是副部级干部，按说分房子应该分180平米，当时要给他六间一套的房，但是他只要了三间。他说：要那么多房子干什么，打扫卫生都困难，房子够住就行了！现在想起来，老人真是好，其实他就是想给国家省着点儿。
钱匀表示，父亲对自己生活上的要求是很严格的，绝对不占公家的一分钱。有一年五一放假，我们约好了到颐和园去玩。父亲在中关村住，我们在林业大学住，大家商量说到颐和园门口集合。
父亲呢，自个儿就挤公交车过去，那时候放假人还特多。我们去的晚了，所以父亲就坐在门口等我们，但是天气又热又晒，他就晕倒了。等我们到门口以后，发现怎么没有人呢？后来才知道，父亲晕倒了，被送到医院去了。
钱匀讲述称，父亲一生特别节俭，一再教育咱们不可以浪费。他自己吃饭一定要吃的光光的，一个米粒不能剩。他总说：这都是农民一粒一粒种出来的，不容易。
父亲的衣服，包括内衣一直都是补了又补。衣服领子坏了，让我给翻过来。我那时候有缝纫机，他就让我学着做假领子。父亲说：我这样（缝假领子）不是也挺好吗？为什么非要换一件新衣服啊？
父亲的毛衣都是我给织的。我说：还是得有点样子啊，穿出去要好看一点。可父亲说：穿上去暖和就行了，不要那么麻烦。等衣服磨地差不多了，我说该重换了，他说不用，拆掉重新再织一下就好了，特别的节俭。
父亲简朴到什么程度呢，理发都不到外面去理。我是两周给他理一次发。经常给他织毛衣，给他缝衣服。
马清仁讲道，有一次，她父亲到日本去，当时钱匀就说日本很流行电子表，能不能给带一块回来，在当时很便宜的。但是父亲不仅没给买，还批评了她。
钱匀说：“现在回想起来，父亲是感情比较内敛的一个人。从内心里，父亲还是很爱我的。”
我还比较小的时候，一次爸爸让我跟他一起睡。可我一直是跟着阿姨睡，跟他睡我觉得很陌生，我就哭了。在我哭了之后，爸爸就跟阿姨说：还是给她抱走吧。现在回想起来，父亲是非常想跟我亲近一下的，但是因为我小，也不太懂。
长大了以后，每次到期末了，父亲都要问问我的成绩。在得知我的化学这一门成绩比较好的时候，他就很高兴。我当时不理解为什么，后来才知道原来父亲一直是搞化学的。所以我的化学不错，他就很高兴。
唯一有一次，我的俄语考了一个不及格。为什么？俄语老师说因为我上课老不提问，老不回答问题，所以故意给个不及格，让我在假期里好好的学一学。就这一次，父亲发脾气了。可见，父亲对我的学习还是要求挺严格的。
钱匀说，其实我的原名叫钱蜜蜜，名字是上中专的时候改的。为何需要改名字呢，父亲说我太爱花钱了，说我大手大脚的，所以给我改了一个名字。父亲说，给你改成叫钱匀，均匀的匀，希望你的钱要有计划，均匀地来花。
马清仁提到，钱老在军工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钱匀说，可父亲从来都不会提自己做了什么贡献，我都是从别人那里知道的。父亲去世以后，有人来采访我，说“你爸爸是个很了不起的人”。
我就觉得父亲是一个严父，工作上他有什么贡献我真是一点都不知道。我还是后来通过收集资料，在网上查阅、向父亲的学生了解，才慢慢了解了父亲。父亲去世之后，父亲的学生来看我，都会跟我说说父亲的事。
我发现，我对父亲真是了解的很少。只是说，在生活上的一些点点滴滴我有些体会。父亲也从不说自己的贡献，一个是工作保密的原因，再一个是他觉得这些就是他应该做的事情，并没什么可以炫耀的。
钱匀说：“包括当年翻出来的，他一直留着的毛主席的题词，大伙儿都说‘你怎么不早挂出来呀’，他说‘这有什么，这只能证明我过去，证明不了我现在’。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采访最后，钱匀讲道：我觉得父亲是一个为自己的理想、为自己的事业奉献了一切的人。他对我们的教育就是——作为他的子女，不能给他丢脸。不管是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上，他谆谆教导我们，要按照党的要求来做。
